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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为什么不能来？”

    凌子风声音洪亮，“你发了正式邀请函，我们文化部批了，光明正大。”

    成荫推了推眼镜，打量赵鑫。

    “我们三个在飞机上就在猜，你一个1975年才来香港的年轻人，怎么六年时间，就搞出这么大阵仗？又是戛纳获奖，又是金像奖，现在还要拍什么南洋三部曲。”

    这话问得直接，周围几个香港电影人，下意识退开半步。

    赵鑫笑了笑，从侍者托盘里，取过三杯香槟递过去。

    “三位导演，我们不如聊点具体的？比如剧本？”

    “剧本？”

    谢晋接过酒杯，没喝。

    “我们看了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。老实说，技术上还有进步空间，但那个味道，很对味。南洋华侨的故事，大陆不是没人想拍，是不敢拍，也不知道怎么拍。你倒好，直接跑到戛纳拿奖了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想请教，”

    成荫抿了口香槟，“你怎么看待，大陆电影现在的……处境？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，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。

    露台上的交谈声低了下去，许多目光，若有若无地飘过来。

    1981年的春天，大陆电影刚从十年冰封中解冻。

    伤痕文学兴起，但电影产业百废待兴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太过敏感，敏感到连邹文怀，都替赵鑫捏了把汗。

    赵鑫沉默了几秒。

    然后他放下酒杯，从随身带的背包里。

    取出一叠稿纸，很薄，只有十几页。

    “三位导演，我回答不了那么大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他翻开稿纸，露出第一页的标题。

    “但我写了三个小故事，也许能说明白，我到底想拍什么样的电影。”

    谢晋接过文件夹，成荫和凌子风凑过来看。

    标题页上写着三个名字：《家庙》、《新世界》、《如归》。

    “家的三部曲？”

    凌子风皱眉，“家庭伦理剧？”

    “不是伦理剧，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是‘家’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三种形态。第一部讲祭祀，当物质的家庙，被砸烂后，人用什么来祭祖。第二部讲诞生，一个婴儿的意识，如何在破碎的家庭环境里，建立起最初的世界观。第三部讲告别，一个人如何在自己定义的‘家’中，有尊严地死去。”

    谢晋快速翻看大纲，手指在纸页上停住：“1949年到1981年……上海、香港、旧金山……三代人……你这个格局不小啊。”

    “但故事很小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小到只是一块砖头、一副碗筷、一撮香灰、一段录音。我想拍的是，当宏大历史碾过之后，普通人如何用最卑微的方式，把断裂的精神脉络，一针一线缝回去。”

    成荫盯着《家庙》那一页：“青砖上写牌位……粉笔字被雨冲掉……这个意象好。不是悲情，是韧性。中国人拜的从来不是木头牌位，是那口气。气在，家庙就在。”

    “但你不会自己拍，对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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